小说与真实

       19世纪法国哲学家丹纳（Hippolyte-Adolphe Taine, 1828-1893）认为作品像一块化石，读者通过作品了解作家，就像人们通过化石认识古生物一样。   

        根据丹纳的理论去研究小仲马（Alexandre Dumas fils）的小说《茶花女》，我们发现男主角阿芒的原型就是小仲马自己。他年轻时曾经真挚地同情并爱恋过一位不幸沦落风尘的女子，她名叫玛丽·居普列西，但最后小仲马忍痛离开了她。小仲马的这段恋情有书信为证：

        “亲爱的玛丽，我不是那样富有，以至于我不能像我所希望的那样爱您；我也不是那样贫穷，所以也不能象您所希望的那样被您所爱。既然这样，就让我们忘记两样东西：您，忘记那个可能被您一视同仁加以对待的名字；我，忘记那个将来再也不能到手的幸福。没有必要向您解释我有多么痛苦，因为您自己知道，我是多么爱您。所以，别了。”

        这段文字节录自小仲马给玛丽的告别信，从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到金钱如何把爱情的蜜汁酿成苦酒。我们还可以找到小仲马得到玛丽病重的消息时写给她的另一封信，证明他就像小说主人公阿芒一样由于爱情悲剧而备受精神折磨。

        此外，关于当时法国的社会、经济、家庭和婚姻观等问题都可以和小说联系起来研究。

        这种实证主义的理论引导读者和研究者注意作品与社会历史的关系，使文学研究多多少少染上了自然科学的求证色彩。

        对于中国人来说，丹纳的理论倒是不难接受。因为中国的叙事文学从唐人笔记起就有强烈的纪实传统，至少作者认为他写下来的大都是真实的，连书名也以“志怪”、“演义”、“某某传”、“某某记”等来表示纪实，间或有虚幻只是外壳，内里有真事支撑，这一点与西方小说以虚构（fiction）为特点大不相同，所以中国读者觉得探讨作品与历史和现实之间的关系是很自然的事情。

        到了20世纪，同是法国文论家的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却说，作者死了。他认为，文学不再是关于人类情感的科学，而是关于人类语言的科学。习惯了儒家的“知人论世”和道家的“得意忘言”的中国人总觉得巴特这一套理论不太好使，所以后结构主义在中国只能在小小的学术圈里略成气候。